(一) 波斯湾的晨雾刚漫过霍尔木兹岛的珊瑚礁程远手中的潜水瓶就撞到了块带字的船板。
船板边缘的阿拉伯纹饰里藏着半个“杨”字笔锋的提按与杨廷璧文书如出一辙——捺笔末端的分叉与泉州出土的“杨枢航海记”木牍完全吻合。
“碳十四测年是大德十一年。
”他用防水笔拓下字迹船板内侧的火灼痕迹突然显露出三行小字：“首航忽鲁谟思载白马三匹；再航苏木都剌得琥珀十斤；三航……”后面的字迹被藤壶啃噬得模糊却在水下荧光灯下显露出“俱兰”二字——正是杨廷璧三使之地与《金华黄先生文集》记载的“杨枢继廷璧之迹通贸于俱兰”完全对应。
张瑜抱着刚修复的《杨枢市舶图》走来图卷的麻布泛着海泥的青黑色边缘的水渍晕染恰好组成了“大德五年”的字样。
这幅海图长约八尺是用骆驼毛与棉线混纺的“波斯布”纤维中含有的海盐成分显示它曾随船远航三次。
“你看这货舱标注。
”她指着图中从忽鲁谟思到泉州的虚线与程远发现的船板上的“三航”记载完全吻合“杨枢确实继承了杨廷璧的航线图上标注的‘稻种舱’容量正好是五十石与《岛夷志略》记载的‘每舶携稻种五十石沿途贸易’完全一致。
” 海图角落用波斯文写着“水程五月”墨迹里的炭黑成分与船板上的“杨”字同源都是波斯湾特产的油松烟。
郑海峰的潜水服还在滴水从霍尔木兹海峡打捞的青铜灯座上“市舶司”三字烙印被海水侵蚀得只剩轮廓却在底座刻着个极小的“枢”字。
这盏灯座的造型融合了中国的“豆形灯”与阿拉伯的“多枝灯”灯柱上的缠枝纹里藏着稻穗图案——每粒稻壳的纹路都与僧伽耶山石窟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
“是杨枢的私物。
”他用激光测量灯座的照度发现灯光投射的影子正好组成“杨”字“《海运千户杨枢墓志铭》说他‘每夜观灯记程’这应该就是那时的记程工具。
”灯座的油污层里裹着半片棉织物纤维上的染料与俱兰国出土的元代棉布完全相同是用当地特有的茜草与靛蓝混合染制的。
林珊在整理伊朗国家图书馆的档案时发现了卷被虫蛀的《蕃客账》残存的纸页上用汉文与波斯文交替记录着：“大德八年杨枢以稻种二十石换忽鲁谟思葡萄酒百坛。
”纸页的边缘还粘着半粒葡萄籽基因测序显示与法国波尔多的古代葡萄品种同源证明是经波斯中转的欧洲物产。
她突然想起程远发现的船板将账册残页与船板拼合正好补上“三航俱兰以稻种易胡椒三百斤”的字样。
“是第三次远航的记录！”她指着账册旁画的简易天平左侧标注“稻种一石”右侧标注“胡椒三十斤”与《岛夷志略》记载的“俱兰胡椒价每石稻易十斤”相比显然杨枢凭借杨廷璧留下的贸易关系拿到了更优惠的兑换比例。
潜水钟沉入俱兰港外的第二处沉船遗址时程远盯着舷窗外的货舱。
整排陶罐整齐码放着罐口的封泥上印着“杨记”朱印印泥中的朱砂成分与《杨枢市舶图》的墨迹完全相同。
郑海峰操控机械臂移开最上层的陶罐下面露出的竹筐里竟装着尚未脱壳的稻谷谷壳上的刻痕组成了“枢”字——与灯座上的笔迹分毫不差笔画深度约0.1毫米应该是用竹片划刻的。
“是杨枢第三次远航的货船！”程远放大舱壁的水浸痕迹发现与《蕃客账》记载的“舟漏稻种湿半”完全吻合舱底的木板缝隙里还残留着胡椒颗粒经检测与俱兰国的胡椒标本属于同一品种。
(二) 张瑜在清点出水文物时指尖被枚金质符牌划破。
符牌长约三寸宽一寸正面的缠枝纹里藏着“忠显校尉”四字背面却刻着波斯文“真主保佑”两种文字在显微镜下形成奇妙的重叠——汉字的捺笔恰好组成阿拉伯文的“安拉”字样。
“是杨枢的身份凭证！” 她突然想起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那枚“海道都漕运万户府”铜印印文的边框纹饰与符牌上的缠枝纹如出一辙连线条的粗细都分毫不差。
“《元史》说杨枢‘以功授忠显校尉’这枚符牌应该就是那时所赐。
”符牌的夹层里藏着片晒干的稻叶叶脉纹路与僧伽耶山石窟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叶柄处还系着半段波斯绸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0根与伊朗出土的元代丝绸标本一致。
深夜的实验室里程远对着质谱仪分析沉船出土的谷物。
在稻米的峰值旁突然出现个异常波峰与波斯湾出土的元代陶器上的“粮纹”图案完全一致——含有0.15%的葡萄酸。
“是混合粮！”他翻出林珊找到的《蕃客账》波斯文记载的“稻与葡萄粉各半酿酒”正与波峰数据对应“他们把俱兰稻种和波斯葡萄粉混在一起酿酒这是为了适应远洋航行中的储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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